风声丨德国极右翼连赢两州，欧洲真的要“右转”了吗？
栏目：新闻头条 发布时间：2026-09-29
9月20日，德国东北部梅前州举办的州议会推举让全世界神经紧绷起来：极右翼政党德国挑选党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当地第一大党，这个曾被德国联邦宪法捍卫局列为极右翼可疑安排的政党，在东部各州支撑率持续走高，全国民调也安稳挨近三成；而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受惨败，连进入议会的门槛都没摸到，这是自1949 年成立以来初次被挡在州议会之外。
挑选党的这场成功，再次将欧洲极右翼的兴起推至聚光灯下。
此外，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首要国家，极右翼似乎也已驶入抢夺最高权力的快车道，或已经进入政府。
欧洲极右翼的再度兴起，给欧盟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悬念。欧洲向右转，实在原因有哪些呢？当时危机下，是否还有才干阻挡极右翼的迅猛扩张？
极右翼参政执政，欧洲必须面对的实际
每到东部德国各州的推举季，欧洲媒体和政治谈论家中便产生极右翼兴起的恐慌浪潮。的确，被视为具有新纳粹布景的德国另类挑选党（AfD）便以东部德国为根基，在高涨的能源价格、通货膨胀、经济增加乏力和对执政党的遍及不满心情下，AfD在德国正取得进展，并突破了其固有的支撑层规模，隐然有冲击执政之姿。
9月6日，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推举中取得43.8%的选票，比较2021年已经是倍增了。选前是州议会第一大党的联盟党（CDU）因失去了富有个人魅力的州长而成绩腰斩。由于自由民主党（FDP）未能取得5%的选票而无法进入议会，AfD取得的座位比更超越其投票比。当时形式下，唯有除AfD外一切的其他政党一起支撑一个政府，才干够避免其取得执政位置，而民粹左翼政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却并未排除与AfD协作的或许。
观察家们更是遍及忧虑以大联盟的方法强行支撑得票率缺乏AfD一半的CDU出面组阁，将进一步激起选民的恶感心情，而在4年后为AfD发明独自执政的时机。
两周之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市推举的成果也不容乐观，AfD在梅前州以约38%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虽仅抢先排名第二的社会民主党（SPD）约2%，但SPD的位置实则受益于反AfD选民的弃保效应。到现在，CDU已很或许因得票未到5%而无法进入州议会。
更值得警惕的是作为大城市的柏林，AfD也以约16%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而在传统上，柏林这样的大城市被视为对AfD等极右翼民粹政党最好的防火墙。
极右翼迫临执政，乃至迫临独自执政的事例，不独德国产生。在法国，间隔2027年总统推举虽尚有半年多，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已显着抢先其他政治力量。9月发布的多份民调显现，假如玛丽娜·勒庞参选，其首轮支撑率可达33%至36%。国民联盟不只已简直确定进入第二轮，并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反极右翼选民将选票投给第二轮的极右翼对手的“共和阵线”也无法在第二轮阻止勒庞。8月今后，法国一切的民调都显现，在假想的第二轮推举中，勒庞能够战胜任何对手，包含被视为优质提名人的中心派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乃至，这也并非德法两国的孤立现象。PopuList数据库显现，在欧洲各国最近一次全国推举中，极右翼政党的算计得票已经超越23%，这一数字在十年前大约只是10%。并且，极右翼政党参加执政乃至主导执政已是堪称遍及的政治现象。
2022年，被视为具有新法西斯主义布景的意大利兄弟党（FdI）即在其党魁梅洛尼领导下主导了右翼内阁，这一内阁包含两个长时间被视为极右翼的政党：FdI和联盟党（Lega）。到上个月，该内阁已成为战后意大利任期最长的一届政府。早在2000年，具有新纳粹布景的奥地利自由党（FPO）就与传统友谊人民党（OVP）联合执政，乃至因此引起欧盟的激烈反弹。2018年，FPO亦再次与OVP联合组阁。2024年荷兰大选后，执政的斯霍夫内阁也是以极右翼的荷兰自由党（PVV）为主导的四党联盟支撑。2022年起完成了完好四年任期的瑞典克里斯特松政府经过蒂多协议取得了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D）的阁外支撑，而芬兰的极右翼芬兰人党（Sinn）则直接参加了现在的右翼政府。
从这个视点来说，媒体对法国和德国极右翼影响力上升的重视的确具有欧洲布景，极右翼参政乃至执政，将成为未来欧洲必须面对的政治实际，即使在被视为欧盟轴心的德国和法国，亦或许如此。
究竟，咱们没有理由信任德国和法国异乎寻常，以至于能够避免其他国家早已反复呈现过的极右翼参政/执政现象。
欧洲极右翼昂首的结构性和形式性要素
不过，极右翼兴起当然是一个遍及现象，却也不用将其视为无法了解、不可避免的必然潮流。从根本上来说，欧洲呈现极右翼政党昂首的遍及状况，源于三个结构性的要素：
其一是日子本钱危机。
俄乌冲突迸发后，欧洲失去很多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这导致天然气、电力价格上涨，进而导致工业生产本钱急剧上升。即使在欧洲央行的干涉下通胀率有所回落，价格水平却已无法回到危机前，薪酬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又存在滞后。
普通选民感遭到的就是贵重的食品、住房、取温暖交通费用，这使得“购买力”成为很多欧洲国家选民的主导议题。
2024年法国议会推举中，传统上以反移民、疑欧为主轴的法国RN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购买力牌，取得进展。对德国这样的制作业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上升还诱发了经济衰退，这是德国即使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也未曾遭受的。
日子本钱危机制作了更多的悲观心情和反对选民，这天然就不利于执政的建制中心派政党。
其二是难民危机。
当时的极右翼民粹政党，昂首于2015年的难民危机。在难民危机迸发前，欧债危机下的民粹主义往往以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体现，如西班牙的“咱们能”运动、法国的“不平法国”运动和希腊的急进左翼联盟。极右翼运动根据主权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理由，反对欧盟和欧元虽能取得核心选民，但无法拓宽支撑层。
难民危机迸发后，极右翼政党得以将反欧洲联邦主义、主权话语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叙事与社会保存主义观念相互糅合，凭仗对难民的敌视和排外心情敏捷取得突破，不坚定部分保存的传统右翼选民和政治冷感者，敏捷打破了既有的支撑者圈层。
时至今日，难民和移民问题仍然是极右翼政党最重要的议题，并且他们已成功地在这一领域主导了首要欧洲国家的议程，迫使传统右翼乃至中左翼政党在移民方针上选用其议题或叙事。
增加阻滞以及增加成果分配不均，与难民危机相结合，成为了极右翼兴起的第三个结构性原因。
全球化下降商品价格、扩展企业商场，却也使部分工业城镇接受工业外迁、薪酬阻滞和社区衰败。自动化和数字化持续代替中等技术岗位，使许多人即使没有当即失业，也感到自身职业和社会位置正在贬值。
研讨表明，越简单遭到机器人和自动化冲击的劳作者，支撑急进右翼的概率往往越高。尽管自动化和全球化是欧洲丧失部分劳作岗位的原因，但选民心态上却更简单将其归罪于移民。即使这些选民现在仍有工作，也会出于潜在的忧虑和不安全感而挑选投票给极右翼，这正是极右翼政党往往在工人集体中取得最高份额支撑的原因。
不过，这些结构性要素并无法独自解释各国之间乃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得票差异。比方，大部分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都仅仅是取得参加执政的时机，而很难独自执政。可是，法国的极右翼却在有利于温文派的两轮推举制下或许取得执政时机，德国在具有对纳粹时期遍及反思和欧洲最严厉的“防火墙”的景象下，仍无法阻挡AfD的敏捷兴起，这明显具有特别要素，而不只是因为极右翼政党遍及兴起的浪潮。究竟，将社会不满转换为极右翼选票仍是需要依托详细的政治条件。
在德国，CDU和SPD有组成大联盟以排挤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的传统。在瑞典和芬兰，中右翼政党都优先挑选了和极右翼政党协作，而德国中右翼吸取了魏玛时期中右翼政党与纳粹党协作的历史教训，对AfD采取了最严厉的“防火墙”策略，但这产生了一种意外后果：中心派政党长时间一起执政、一起担责，导致反对票流向体系边际。未能全面接受极右翼方针的不满选民为赏罚执政党，就只能挑选作为首要反对党的AfD。与此同时，极右翼能够永远站在场外不承担执政职责，而只收割选民的愤怒心情。
现在，默茨个人满意度已徜徉在略高于10%的低位；萨安州约87%的选民对联邦政府不满。因此，AfD在该州的成功当然包含意识形态认同的扩展，却不能简单了解为近一半居民突然成为坚定的极右翼支撑者。选民流动剖析显现，AfD在该州从本来不投票者中招引了约15万至17万人，也从基民盟等传统政党取得很多选票。而在梅前州，默茨自己的高度不受欢迎直接拖累CDU，SPD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却凭仗个人威望与联邦政府拉开间隔，一定程度上维持了SPD的得票率。
法国RN的兴起遵从了相同的逻辑。2017年，现总统马克龙横空出世，以“非左非右”的急进中心主义态度赢得了很多温文的中左、中右翼选民和亲欧洲的前进主义者。法国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PS）和传统右翼共和国人党（LR）被马克龙的运动炸毁，在全国层面支撑率简直崩塌，此后马克龙又招降纳叛，进一步将温文派政治家收入其政党。
可是，马克龙未能实现以政绩限制极右翼的举措，2023年强行经过退休变革完全消耗了他的政治资本。于是，在炸毁传统左右政党后，马克龙降至20%的个人支撑率使得极左翼和极右翼从中受惠，收割了大批选民，传统建制派政党却无法与深受讨厌的“马克龙主义”做出切开。这才是RN挨近取得执政位置的重要原因。
如何才干遏制欧洲极右翼的气势？
了解了极右翼兴起的结构性要素和形式性要素，对欧洲极右翼昂首的现象就有了更多了解。主流政党既需要严肃对待极右翼政党背后传递出的选民不满心情和危险信号，谈论者也不该将其妖魔化为必然的、无法抗拒和反转的趋势。只从2015年极右翼兴起的浪潮之后，咱们就能发现至少有三种机制或许遏制乃至反转其气势。
其一，温文/中心派政党需要可信且具有个人号召力的政治领导。选民反对的，往往不是一切建制派方针，而是缺少回应才干或缺少个人魅力的建制派。
英国工党的安迪·伯纳姆以鲜明的当地治理形象和经济民粹颜色，有用争取了一部分本来或许流向变革党的选民，不只在马克菲尔德补选大胜，其代替斯塔默后，工党的全国民调亦开始回升。加拿大的马克·卡尼依托专业才干和危机领导形象，避免了自由党过度极端的环保和社会前进方针，在美国不断施压的恶劣政治、经济环境中维持了惊人的高支撑率，使得选用极右翼话语的保存党领袖波利耶夫无法与之抗衡。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并非传统左翼人物，而是一名中心偏右、亲欧洲的挑战者。他在2026年击败连任四届的欧尔班，很大程度上便依托其独特的民粹号召力和政治魅力。
在交际媒体使用率远超传统媒体的今日，一个遭到欢迎的政治明星就或许改动推举的风向，改动极右翼兴起的气势。
其二，执政职责带来的钟摆效应。极右翼一旦进入政府，便不能持续作为反对党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别人，而与之对立的中左翼反对党反而能够取得反对票。
芬兰人党（Sinn）在2023年以约20%的得票参加执政后，便因财务紧缩和执政争议一度在当地推举中跌至缺乏8%，现在在下一届推举中的民调支撑率也逊于2023年的体现；2024年，荷兰PVV也体现出类似现在AfD的惊人气势，在议会政党超越15个的荷兰录得过取下超越1/3座位的气势。然而，他们参加支撑政府后，支撑率因斯霍夫政府遭受的内部分歧和举动无力而敏捷下挫，在2025年大选中丢失11席，使得中心派前进主义政党D66拔得头筹。瑞典和奥地利也体现出相同的迹象，SD在四年支撑右翼政府后，于2026年议会推举中呈现得票下降，反而使中右翼温文党（M）得力；FPO也曾在2017年至2019年参加执政，却因丑闻和执政损耗遭受重挫。
此外，很多极右翼政党往往存在提名人质量堪忧的问题，一旦参加执政，乃至仅仅是取得过多重视，这些躲藏的风险就很简单“爆雷”，进而伤害其支撑率——英国变革党现在就深受其苦。从这个视点看，德国“防火墙”的利弊实则也值得商榷。回绝与挑选党协作，虽能够保护自由民主秩序，避免将重要国家机器交给急进力量，却也长时间将其固定为反对党，给了他们持续收割反对票而无需接受执政检验的时机。
其三，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往往自身会挑选温文化。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执政后，没有实现最急进的疑欧建议，反而维持对欧盟、北约和乌克兰的基本许诺，乃至未能下降移民数量；勒庞领导下的RN也长时间推动“去妖魔化”，抛弃退出欧元区等建议，改动党名以与国民阵线的极右翼形象切开。实际参加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往往不得不与结盟的中右翼政党相互退让，抛弃其部分最急进的纲要。在此过程中，极右翼运动的纯洁性遭到影响，其支撑层也有或许产生松动。
由此而言，德国萨安州的推举当然值得重视，却也并不是什么实在意义上的转折点。欧洲极右翼浪潮是实在的，并且，比较其得票体现，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深入改动移民、气候、福利和社会文化等议题，在移民等方针上乃至主导了议程。详细到极右翼政党的推举体现来看，那极右翼浪潮远非一个单一、遍及的趋势。
假如说AfD的州选成功和RN高涨的民调是一个警钟，那这个警钟首要敲响给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们低迷的支撑率和深受讨厌的执政风格助长了极右翼的气势，要化解极右翼的扩张浪潮，或许只能“解铃还须系铃人”。